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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的下一站 进军“双碳”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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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能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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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以后,交通领域的碳排放一般会占到碳排放总量的1/3左右。同时,在工业建筑等碳排放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交通领域的碳排放还会持续增长。因此,欧美多国的减碳重心都直指交通领域。充电基础设施的电气化、去碳化则是重中之重。

近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发布了《关于振作工业经济运行、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特别指出要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加快充电桩、换电站等配套设施建设。不难看出,国家正在抓紧解决“充电难”的问题。

从3.1万台到225.3万台,从零星布局到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充电设施网络,中国用了不到7年。

2014年,轰轰烈烈的充电设施建设正式开启。以电网企业、新能源车企和民营充电公司为代表的首批参与者,把充电设施从街边零星出现的装置,变成了小区、商场、单位等部分公共区域停车场的“标配”。

2016年,造车新势力登场,并为充电产业引入了新技术。快充、慢充、换电等不同类型的设施落地,车主开始有了更多选择。

2020年,随着充电桩跻身新型基础设施七大领域之一,阿里、华为、小米等互联网企业,万科、融创等房地产企业以及储能企业宁德时代等纷纷行动,或借资本土地入股、或凭相关技术入局,让充电设施建设再度提速。

然而, 三次提速的背后,一些问题却始终未能得解。其中两个问题在不久前还引发了社会关注,一是用户体验不好,二是盈利前景渺茫。

当下,市场又迎来新一波入局者,他们的入局,能否解决积累的顽疾?他们的参与,会把充电的下一站带向哪里?

打通产业链是诉求

新入局、新气象,这一轮入局者所处的行业不同,行动却大都指向一个方向——打通产业链。

11月15日,协鑫旗下的上市公司协鑫能科发布公告,宣布“成功募集资金50亿元”。根据其发布的另一份公告,上述流动资金将用于“与车企、出行平台或车辆运营方合作推出换电车型及相应的充换储及移动一体化换电站,以及风光换储一体化产品”。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远景能源联合埃森哲,推出了一款充电机器人“摩奇”。“摩奇”可听从电动车主在不同场景下的召唤,自动为需要充电的电动汽车提供服务。同时,基于远景EnOSTM智能操作系统,“摩奇”所充电量都来自远景能源管理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11月25日,由吉利投资的浙江浩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成立一家新公司,其经营范围中,就包含了充电桩销售以及集中式快速充电站。这已经不是吉利首次在充电设施和销售领域投资。

协鑫、远景和吉利的行动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当下入局的多数企业,都在借助领先的技术,打通自身产业链。电动汽车业则更关注上述行动的效果,即入局者能否破解关乎产业发展和用户体验这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重资产问题。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信息部主任仝宗旗曾指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前期投入属于重资产投入,在发展初期很难盈利。”

而根据用户需求,让应用场景更丰富,使用频率更高的站点参与市场,能帮助投资者回收成本,进而实现良性运转。

二是土地问题。仝宗旗认为:“在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总体趋紧的现实条件下,充电站的建设并不容易,且耗资不菲。”

如果能以更灵活、更集中的形式构建充电基础设施,则不仅将节省或节约前期大量的建设成本,也能有助于运营商根据用户需求对充电设施进行科学的布局。

进军“双碳”是动力

放眼全球,欧美地区在过去一年中也不乏充电设施的入局者。这其中既有主动出击,也有无奈之举。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以后,交通领域的碳排放一般会占到碳排放总量的1/3左右。同时,在工业建筑等碳排放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交通领域的碳排放还会持续增长。因此,欧美多国的减碳重心都直指交通领域。充电基础设施的电气化、去碳化则是重中之重。

在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明确指出,将提供75亿美元,以启动总统拜登的目标——到2030年,在全美范围部署超50万台充电桩。《法案》同时指出,只要充电设施符合“服务2个以上电动车品牌,并且提供充电转接头,以符合安全规范的方式进行充电”的条件,就可以申请补贴。

正是这项补贴政策,推动了特斯拉开放充电桩网络的首个试点——荷兰的10个超级充电站。尽管特斯拉已经不是充电设施领域的“新人”,但此举被认为有创新和引领意义。

在欧盟,2019年公布的《绿色新政》则给出了明确的减碳时间表:2024年,进入欧洲市场的动力电池制造商和供应商必须提供碳足迹声明,到2025年,每一辆出口到欧盟的汽车需核算发布其生命周期二氧化碳的排放,到2030年,汽车碳排放法规将由尾气排放评价转向生命周期评价。

为实现上述目标,戴姆勒、沃尔沃、保时捷等汽车品牌已经表示,把实现碳中和上升为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共同目标。

沃尔沃汽车亚太区战略与项目管理总监龚庆杰在不久前举行的广州车展上提出,通过对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评价,致力于推进整个价值链都向低碳化转型,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精炼、零部件制造、整车制造、物流运输、车辆使用,直至生命周期末端的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力求不断减少每辆汽车在其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

但作为制造企业,车企实现零碳目标仍然存在难度,因此,一些车企在其4S店屋顶安装光伏,建设“光储充”一体的充电设施,用生产绿色能源的方式“对冲”其他环节无法减少的二氧化碳。

在国内,不少油气企业入局充电领域的初衷,也和“绿色转型”相关。当前,中石化等企业已通过与换电企业合作,在场地条件允许的加油站网点布局“油气氢电”一体综合能源站。

对于这种合作,业内的观点还是肯定居多,因为“加油站是从百年前开始陆续布建,不仅土地成本便宜,而且几乎都位处交通要道。更重要的是,车主不用再去找新的充电站地点,只要按照以往的习惯前往加油站充电即可,对转换电动车来说,能车主提供不少便利”。

满足车主核心需求是关键

入局者各有各的路线,但他们的目标大致相同:融合、智能、绿色。这三个目标能否落地,其实取决于用户需求。

2020年,五菱汽车提出的“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口号久久刷屏。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这句口号并非停留在嘴上,而是落在了销量上。据统计,2020年,五菱品牌全年累计销售117万辆,连续9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人民的代步车”五菱宏光MINI EV累计销售12.7万辆,连续3个月蝉联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

夺冠的背后,是五菱汽车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以及“按需定制”的产品思路。这同样是充电入局者需要关注之处——在打造充电设施的过程中,除了绿色低碳、产业联动等目标,还要看到两个关键问题:车主的诉求是什么?用户真正想要什么?

对于多数用户,节省时间就是最核心的需求。

中电联副秘书长、电动汽车与储能分会副会长刘永东认为,今年“十一”长假出现“充电难”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充电能力的有效供给不足,这不是说建多少个桩、建多少个站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看服务能力能不能够满足现有需求。

提升充电能力的可行方式之一,就是建设大功率充电设施。刘永东建议,在需要快速电能补给的场景下要增加更多的大功率充电设施,以提高充电的效率,实现快速充电,节约用户充电的等待时间。

大功率充电还可以提升企业充电收入。刘永东认为,现阶段“电价费+服务费”的模式其实很难实现盈利,只有更多大功率充电技术被应用,如油企等更多具备实力的参与者才会更愿意入局。

按需选择,则是用户的另一个重要诉求。

充电行业一直有个争论:到底是充电好还是换电好?但对车主而言,无论充电还是换电,只要能有电、能充上、能让车开动,他们都会欣然接受。换句话说,车主的关注点不是哪种技术更高明,而是他能否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如何补能、补什么能。

要让用户有“补能自由”,车企要努力,充电企业也要配合。当下,蔚来、红旗、曹操等新能源车企已通过推出“充换”一体车型。与此同时,“充换储放”一体充电设施也在一些地方出现,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公司则在吉林、山东、浙江、广东等地建设了“充换一体”的补能示范项目。

但最终效果如何,还要看综合能源站的运营情况。因为国内多数类似项目仍处于初创示范阶段,海外也缺乏成熟可复制的运作模式。

彭博新能源财经电动交通分析师米思易表示,欧美国家也有类似的综合能源站项目,但规模较小且聚合的功能较少。他们也在观望中国的一体化模式,特别是“如何实现盈利”。可见,要让类似项目获得可持续发展,还需要等待市场的考验。

合理的补能布局是根本

一位业内人士曾对记者表示,目前,国内公共充电桩的利用率普遍不到10%,利用率能达到20%就算比较高的水平。

不仅是在中国,全球很多地区的充电设施利用率都是低于预期的。西门子互联电动出行业务主管斯特凡•佩拉斯以欧洲为例指出,大多数充电运营者不能从充电桩上赚钱,正是因为其利用率太低。

有人把利用率低归咎于布局太少。当下,欧盟委员会要求成员国加快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布局也提出了新的建议:成员国确保主要道路每隔60千米就有1座电动汽车充电站,加氢站之间的最长距离不能超过150千米。

增加充电设施数量的意义有多大?刘永东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数量上升,充电设施是需要加快建设,但在中国,要解决体验问题,让布局更合理才是关键。

首先,因地制宜很重要。

2015年,电动汽车实施技术路线首次被推出,当时的提法是“慢充为主,快充为辅,适当混电”。《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2021-2025)》延续了这个思路。刘永东认为,这种说法很难满足不同城市、不同场景下的充电需求,因为中国国土面积大、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电动充电市场会呈现出多样化、地域性的行业特点。

bp集团电动化与移动出行业务亚太区副总裁许晓彦有类似的思路,她认为,做到因地制宜,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电动车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具体的用户需求,再制订相应的充换电网络和配套服务的部署计划。

其次,协同规划也很关键。

刘永东认为,要让充电设施规划和汽车布局规划做有效的衔接,从运营商角度来讲,要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总结车的行驶规律,并有意识的布置选点充电桩的建设。在桩的数据和车的规划布局实现有效的结合之后,充电设施规划的有效性、利用率就有望提高。

技术方面的协同规划也不可或缺。一位业内人士建议,国家层面应制定统一的换电技术标准(电池接口)等,以确保换电基础设施的通用性。

事实上,合理布局除了提升用户体验,还有望降低潜在的社会成本。

对消费者来说,安装一个私人充电桩成本并不高,但很多潜在成本会随之出现——小区增加用电负荷需要成本,修复因安装被破坏的建筑需要成本,完成后期的运维检修也需要成本。这些潜在成本积少成多,将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并最终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

当前,私人充电桩的数量已经高于公共充电设施。根据中金公司的预计,2021年,我国充电桩保有量达到 265 万台,其中公共充电桩和私人充电桩数量分别为 120万台和145万台。

不久前发布的“双碳”顶层设计文件明确要求,“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充电设施的安装、使用,需要的不仅是能源,还包括土地、人力等各类资源,面对潜在的大量需求,其布局同样需要遵循合理原则。对此,未来可借助商业手段,优化用户的充电习惯,进而实现更集约、低碳的布局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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