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态治理改革：“种什么树”“为谁种树”

 

每年春天，北京的杨絮、柳絮和圆柏花粉都会成为市民讨论的焦点。漫天飞舞的白色绒毛，烟雾状飘散的花粉，让无数人在春光中“一把鼻涕一把泪”。2026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做好春秋两季过敏原治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全面启动全市致敏花粉综合防治工作，多部门建立联防联治机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立法入法、科技赋能，这场围绕城市绿化与居民健康的博弈，正在重塑北京的城市治理逻辑。

为什么砍不了？城市绿化中的“两难”与“绿绿”冲突

当过敏人群鼻塞眼痒、喷嚏不断时，最直接的反应往往是：为什么不把这些恼人的树都砍了？面对网友“把飞絮的杨柳树全砍了”的建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姜英淑正面回应——“不能大面积、一次性砍伐”。

杨树和柳树曾经是北京城市绿化的“功臣”。在过去城市绿化资源有限的年代，杨柳树凭借生长快、遮阴大、固碳强、成本低等突出优势，成为绝对的主力军，夏天为行人提供了大量树荫。时间回拨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春季饱受风沙之苦，急需一批“快绿树种”迅速织就防护林网。杨柳树因其速生特性和强大的水土保持能力被大量推广，在对抗风沙、涵养水源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胸径30厘米的杨树，树龄大多在三四十年以上，正处于生态效益最为显著的壮年期。

图为市民在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沿岸的公园内休闲。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姜英淑给出了一个现实的理由：如果新种植5~6厘米的树苗，等它们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成树，至少需要三四十年时间。这段时间里，树木的生态效益、水土保持等功能无法快速弥补。杨柳树为鸟类提供食源和栖息地，对维护生物多样性起着重要作用。

另外，圆柏等柏科植物作为本土乡土树种，耐寒、抗旱、易成活，是北京冬季为数不多的常绿树种，既是城市冬季绿色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备显著的生态服务功能，每棵成年圆柏能储存二氧化碳约170千克。对于冬天长达四个月的北京，“三分常绿树，七分落叶树”的比例关系被认为是最适合的。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杨朝霞认为，一方面，飞絮扰民、花粉过敏；但另一方面，花草树木也带来了绿荫美景与清新空气。“环境法的利益冲突通常体现为经济发展利益与生态环境利益的冲突，而‘花粉之痛’折射出的是城市生态建设和治理中，两种正当生态环境利益之间的新型冲突，也称为‘绿绿’冲突。”

            城市里的树到底为谁而种？从“生态优先”到“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向

城市里的树为谁而种？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答案正随着时代变迁而深刻变化。

在北京城市绿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追求绿化覆盖率是首要目标。从早期的防风固沙，到后来的“花园城市”建设，再到森林城市创建，北京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早期栽植的松柏、杨树、柳树等已进入生殖成熟期，部分区域树种单一，导致春秋季花粉、飞絮浓度在特定时段集中升高。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助理、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付玉杰将之称为“城市生态建设带来的幸福烦恼”。

然而，当城市绿化覆盖率不断提升之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期待也在升级——不仅要有绿量，还要有品质；不仅要生态效益，还要健康舒适。付玉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过敏原治理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北京城市发展理念的深化，从追求绿化数量、森林覆盖率的“绿起来”，迈向更加注重生态质量、人居环境与市民健康福祉协同提升的“优起来”。

这种理念转向在北京的治理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明确提出，杨柳飞絮治理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多措并举”的原则，长期实施“控增量、减絮量、去存量”措施，逐步降低飞絮总量。在树种选择上，坚持“乡土优先、生态适配、多样性保护”的原则，但与此同时，过敏原防控的权重正在显著提升。

健康已成为城市绿化的重要考量维度。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居民花粉过敏患病率从2015年的10.2%增至2025年的19.6%，二级以上医院花粉过敏相关门诊量从2015年的年12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年47万人次，儿童与青少年群体患病率达24.8%。2025年春季单季，12345热线相关投诉达1.8万件，同比翻倍，微博话题“北京花粉爆表”累计阅读量突破3.2亿。这些数字提醒人们，城市绿化不能只考虑树木的生态效益，还必须回应居民的健康诉求。城市里的树，既要为生态而种，也要为人而种。

付玉杰表示，植物物种应科学选配、注重动物种群平衡，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着眼中长期的根本治理。在优化绿地生态系统结构上，她建议改变以往追求单一景观效果或大面积单一树种连片的绿化模式，强调科学配置树种，通过不同植物的花期、絮期交错，分散和降低特定时段及区域的整体致敏原输出总量。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初夏时节，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多彩月季争相绽放，如同“月季花环”扮靓城市道路。 图为位于北京市东二环主路绿化带的月季花。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城市绿化理念应该向何处去？从“一刀切”到“科学替”的探索之路

认识到不能“一砍了之”只是起点，真正的挑战在于：怎么办？北京在过去数年间走出了一条从应急治理到科学替代的探索之路。

长期以来，花粉飞絮的治理模式与防汛、防火高度相似，属于应急式灾害防控——设立分级预警、多部门联防联控，每年固定窗口期启动专项专班，资金主要投向人工值守、设备作业、药剂等短期抢险成本。其核心短板在于“只控灾情、不除根源”，年年应急、年年缓解、年年仍需再防。2024~2025年春季单季，北京市花粉飞絮综合治理经费约1.2亿至1.5亿元，涵盖人工、药剂、设备、运维等全流程支出。

而真正的突破来自于科技赋能。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吴学民团队研发的纳米微囊杨柳飞絮抑制剂，在2025年春季开始大规模应用，被形象地称为“护发素”。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杨树、柳树都是雌雄异株，飞絮是雌株成熟后飘散的带毛种子。植物体内天然存在的“赤霉素”就像开花结果的“开关”——赤霉素达到一定浓度时，会抑制树体生殖生长。通过调节树体内赤霉素含量，可以让雌株把原本用于开花结果的养分转向枝叶生长，从而不产生花序、不形成飞絮。该团队花了3年时间攻克“缓释”难题，将赤霉素分子包裹在纳米级囊壳里，一次施药后第一年控絮率可达90%以上，第二年仍保持在80%以上。截至目前，北京已有1万余棵杨柳树用上了这款产品。

 

图为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在用加入了凝絮剂的水喷洒杨树。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比科技干预更为根本的是源头控制。修订后的《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删除了刺柏属植物，从种植环节减少致敏原，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绘制形成了“五环内圆柏密度空间分布图”，进行精细化监测。在杨柳树方面，北京已繁育储备不飞絮优良杨柳树苗木20万余株，对老、弱、病、残杨柳雌株进行更新改造。

在立法层面，2025年9月，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将致敏花粉和杨柳飞絮治理防控写入新法，明确区人民政府应当履行防治属地责任，制定防治实施方案并组织落实。这标志着城市生态治理向“健康优先”转型迈出了法治化的一步。

从“一刀切”到“科学替”，北京已经构建起“行政文件引领—地方立法固化—政府清单实施”的完整制度链条。这种“三步走”的制度创新路径，为其他城市解决类似公共治理难题提供了参考。

当然，这场“树”的改革远未画上句号。在治理过程中，仍然面临关键技术瓶颈需要进一步突破——如何实现药效更持久以降低人力财力消耗，如何加快优质替代树种的选育和推广，如何在生物多样性与单一物种控制之间找到更优平衡点，都是有待继续攻关的课题。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程晖）

 

城市一草一木间的考量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评论员 王春华

每年春夏之交，北方不少城市的街头便会飘起漫天飞絮。有人掩鼻而过，有人戴上口罩眼镜，有人干脆减少外出。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这绝非诗意的“春日飞雪”，而是一段实实在在的煎熬期。市民们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在政务热线中投诉。大家的不满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城市里的树，究竟为谁而种？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有统一答案。

很长时间里，中国城市的绿化工作遵循着以“量”为核心的逻辑。绿化覆盖率、森林蓄积量、人均公园面积——这些可量化、可考核的指标，成为衡量一座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标尺。在这一导向下，生长快、成本低、易成活的树种自然受到青睐。杨树、柳树、柏树等乡土树种被大量推广，它们在城市防沙固土、增绿添彩方面也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候，“让城市绿起来”是首要任务，市民对飞絮、花粉的敏感度也远不如今日。

然而，当城市绿化覆盖率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之后，市民的期待也在悄然升级。人们不再满足于“看得见绿”，更在乎“呼吸得到健康”。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花粉、飞絮从“无伤大雅的自然现象”变为“影响生活质量的现实困扰”。这一变化，折射出城市发展主要矛盾的转移：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绿不绿”到“健康不健康”。

面对市民的困扰，一些地方的做法还是“应急式”的。投诉多了就喷水、修剪，问题严重了就砍树、换种。但这种“头痛医头”的做法，往往治标不治本。更值得反思的是，个别地方简单粗暴地“一砍了之”，不仅浪费了数十年的生态积累，也回避了更深层次的治理命题。

事实上，当下的城市绿化困境，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保留绿化成果和回应市民健康关切，两者都是正当诉求。真正的难题是：怎样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这需要一套更精细、更科学的治理办法。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探索治本之策。在树种选择上，从“乡土优先”走向“健康优先”，建立致敏树种负面清单，从源头减少花粉、飞絮的产生。在技术手段上，利用纳米缓释药剂抑制雌株花絮形成，使控絮率大幅提升且效果持续多年。在管理机制上，建立飞絮实时监测预警平台，以街道为单位发布风险等级，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布防”。在法治保障上，将致敏原治理写入地方性法规，明确政府属地责任，使防治工作从“运动式”走向“常态化”。

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理念变化：城市绿化，不能只算“生态账”，还要算“健康账”。这不是对过去绿化成就的否定，而是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治理逻辑的升维。城市在变，市民的需求在变，治理的思路也得跟着变。

当然，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老树的更新换代需要时间，新品种的选育推广需要周期，生物多样性和单一物种控制之间的分寸也得拿捏好。但方向是清楚的：城市绿化不应该是“种下去就不管了”的静态工程，而应该是持续动态优化的治理过程。

城市是人的容器，树是城的生机。当飞絮不再扰人清梦，当花香真正沁人心脾，草木之间的治理智慧，便是“人民城市”最朴素的落笔。

END